“法轮功”组织策划者为了宣扬“法轮功”所谓的祛病健身效果，撰写了5篇调查报告，分别为《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北京紫竹院辅导站抽样调查分析》、《法轮功健身功效北京万例调查报告》、《广东省部分地区法轮功学员身心状况调查报告》、《广东省高校系统部分法轮功修炼者身心变化实例》和《广东省党政军系统部分法轮功修炼者身心变化实例》。
这5篇调查报告假借科学研究、祛病健身之名，以貌似科学的姿态出现，流传甚广。但是，只要稍作认真的思考和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调查报告论据不足、推理紊乱、结论荒谬，毫无科学性、真实性、可靠性和可信性，纯属无稽之谈。
“法轮功”组织策划者炮制这些调查报告的真正目的，无非是借祛病健身和医学科学调研之名，掩盖其宣扬歪理邪说、扰乱视听的伪善面目，愚弄和蒙骗广大群众，蛊惑群众参加其具有政治目的的“法轮功”组织。这不仅是对医学科学的严重亵渎，更是危害人民生命健康和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一大隐患。
5篇调查报告竭力宣扬了一个观点：“法轮功”能祛病。报告称：练功使一些病人“症状消失或明显好转”，一些人甚至“在练功后不再求医问药，一些难治重症患者……一修炼法轮功便奇迹般地康复”，并不惜笔墨，连篇累牍地罗列了一些所谓的身体状况“变化实例”和“典型病案”。
“法轮功”果真具有如此“超常”的效果吗？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广东省部分地区法轮功学员身心状况调查报告》称，张××由于身患“恶性淋巴瘤”于1996年住进天津市肿瘤医院，经过3个月的放疗、化疗后，效果仍不明显。后有幸参加“法轮功”大法修炼，竟然神奇般地再没进过医院。然而，在天津市肿瘤医院的住院病历上，却清晰地记录着这样的事实：张××于1996年3月8日因“非何杰金氏淋巴瘤”住院，经过20天的化疗后，于3月28日治愈出院。《广东省高校系统部分法轮功修炼者身心变化实例》中说，严××在1993年5月被确诊为“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1994年3月行“脾动脉栓塞术”后无效，用激光、中药等方法治疗都不能阻止血小板减少。事实上，严××于1996年5月8日入南方医院治疗，经过中西医综合治疗，于5月21日临床治愈出院。这两例病人均先在医院经过现代医学科技手段的治疗，而且是临床治愈出院的，练“法轮功”则是出院后的事。
《广东省高校系统部分法轮功修炼者身心变化实例》中有这样一个“实例”：“肺肿瘤”患者刘××，手术后每年耗费国家医药费3000元。1997年1月参加“法轮功”修炼仅一年多，身体就一天一天好转，从此不用上医院。而事实上，就在这一调查报告编印的1998年12月，刘××就已经“肺癌术后复发”，但在李洪志编造的一套练功人不要治病、不能吃药的歪理邪说影响下，她硬撑着不去医院就诊，直到今年3月出现了肿瘤广泛转移、大量胸水、心包积液，被家属送到华南理工大学医院住院治疗。由于延误了治疗时机，刘××于今年7月13日去世。
同样是这篇调查报告称，高××自1995年修炼“法轮功”以来，大大改变了精神面貌，原患疾病完全消失，从此告别了医院。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高××于1998年初出现咳嗽、小便失禁等症，曾去华南理工大学医院就诊，后被其“功友”揭发、攻击后，只好硬撑着坚持不去就医。同年4月，她又出现恶心、吞咽困难等症状。爱人跪在地上求她就医，仍被她拒绝。直到今年1月8日才被送入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确诊为“胸中段食管癌”，经医院抢救无效，10天后去世。
更有甚者，在《广东省党政军系统部分法轮功修炼者身心变化实例》记述了这样一件“奇闻”：77岁高龄的陈××老人，在练“法轮功”半年后出现“超常”现象，早已做过子宫切除术的她竟开始来“例假”了。稍有医学常识的人应该知道，所谓“例假”，是成年女性在女性激素作用下子宫内膜发生周期性脱落形成的。70多岁的高龄，子宫和输卵管均已切除，又怎么可能有来“例假”之说呢？
仅凭推理和想象得来的“实例”还不止于此，调查报告称邓××原患有高血压、心脏早搏、支气管哮喘等病症，多方治疗见效甚微。1994年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好了，从此摆脱了疾病的困扰。而华南理工大学医院证实，自去年6月以来，邓××因咳嗽、胸闷等原因先后5次到华南理工大学医院就诊，并两次住院治疗。
这些调查报告还鼓吹一个论调，就是练“法轮功”能够节省医药费用开支，还“确切”地统计出“练功前人均年医药费用从3500元降至练功后的70元，甚至有418人降至0”。事实上，按照医学常规，不同年龄的人患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阶段、有无并发症的存在、诊治是否及时等因素的影响，疾病的进展程度差别很大。另外，不同医院的治疗手段和方法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医院对同一病人，具体的治疗措施也需要适时调整，医药费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患病后治疗的经费开支是不能简单推算的。更何况“法轮功”修炼者相信“有病不上医院、不吃药”谬论，全凭所谓的“功力”来“消业”，既然如此，又哪来的医药费开支呢？
透过这些子虚乌有的“变化实例”和“典型案例”，不难看出，所谓的祛病效果“超常”纯属无稽之谈。相反，倒是很多患者由于信奉“法轮功”而忌医讳药，延误治疗时机，在加重病情的同时又加大了医疗费用。调查报告中称，高××自修炼“法轮功”以来，远离疾病，告别痛苦，每年为国家节约5000多元。而实际上，仅高××最后一次在医院抢救，就花费医药费4．26万元。明知重病在身，却迷信“法轮功”“包治百病”，迷信李洪志编造的不治病、不吃药的歪理邪说，起初看起来是节省了医药费，但到头来，不仅花了大钱，还要葬送自己的生命。
这些调查报告声称，“法轮功”能使修炼者“心性不断提高”，“道德升华，祛病健身”。然而，大量事实表明，“法轮功”引起了多种精神疾病，甚至由此导致修炼者自伤、自杀等行为的发生。这不仅严重伤害修炼者的身心健康，而且给他们的家庭和社会造成了沉重负担。
“法轮功”迷信色彩浓重，以“开天目”、“法轮在腹中不断旋转”等所谓的“修炼”，反复刺激和暗示练功者，极容易使一些人神魂颠倒，精神错乱。据不完全统计，某精神病医院近3年半收治因练“法轮功”而导致精神障碍者有33例，其中1996年5例，1997年8例，1998年10例，1999年仅1月至6月就有10例，发病例数呈逐年上升趋势。来自北京两所精神病医院的统计数字也说明了这一点，因练“法轮功”，到这两家医院治疗的患者比例明显递增。这些患者的症状表现以感知觉障碍为主，多为幻听、幻视、妄想，如听见了“大师”说话、发命令，自己“天目”已开，看见“大师”、“法轮”以及常人所看不见的事物，感到腹中有“法轮”旋转，“师傅”的“法身”在控制自己，等等。这些精神异状内容多与“法轮功”宣扬的迷信内容相一致。在这些幻觉妄想的支配下，患者不吃不喝，拒绝治疗，情绪紧张恐惧、抑郁，甚至采取自伤、自杀等极端行为。
现年48岁的张××，原本精神正常。但是，自1999年练“法轮功”两个月后，她称在练功中看太阳像个大“法轮”，“法轮”飞到自己家中，还说自己的命与丈夫相克。又过了半个月后，她出现精神异常，言语混乱，行为怪异，不是在地上打滚爬行，哭笑无常，就是大声喊叫，企图冲出家门。后来，其家属将她送进医院，经过治疗病情缓解。这时，她承认自己的病是练“功”太过出偏所致。相比之下，今年33岁的蒋××，病情更为严重。她在1999年4月练“法轮功”之前身体健康，可是练“法轮功”半个月后情绪出现低落，一会儿哭闹，说自己以前做过坏事对不起丈夫、孩子，一会儿说肚子里有魔，让她去地狱，并用小刀切破自己的手指，往街上扔钱包。她还多次要跳河，撞车，被家人送入医院后，仍撞头想自杀，说有声音叫她死，她不能不死。治愈后，蒋××对练“法轮功”悔恨莫及，她说：“这个功实在太害人了，就因为练了这个功，我才产生幻听，这声音让我脑袋发木，让我想撞车、跳河。这种功我以后再也不练了。”
也有一部分病人原有精神障碍，经治疗已病愈，却因练“法轮功”而旧病复发。年已五旬的陈××，曾患急躁狂抑郁性精神病，治疗后病情稳定。她于1998年7月练“法轮功”，相信“法轮功”“有病不吃药”的谬论，自行停药，不久病情复发，夜间失眠，白天吵闹。丈夫劝她不要再练“法轮功”，她就同丈夫大吵要离婚，跑到丈夫的单位找到领导吵闹，被家人送入医院。
上述来自精神病医院的活生生病例中，哪里有什么这些调查报告所宣扬的“学了法轮功身体健康了，智力提高了，思想豁达了，恶习改掉了，家庭和睦了”的美妙结果。这些就诊的患者大多数是被家人强行送进医院的，但就诊患者只占这类患者总数的一小部分。卫生部门认为，练“法轮功”精神出偏的实际人数要远远大于到精神病医院就诊人数。由此可知，调查报告所说的“法轮功使许许多多练功者个人乃至全家都获得了新生”全是昧于事实的胡编乱造。相反，许许多多人因练习“法轮功”，而使自己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有的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与之相伴的是，导致了许许多多家庭悲剧。面对这样的事实，调查报告却采取回避的态度，只字不提，并且不承认世界上有精神病一说，却诡辩道“真疯是根基非常好的人，是带着使命来的人”。
“法轮功”组织策划者假借调查手法，拼凑起这5篇“法轮功”所谓“祛病健身”效果的调查报告，企图以貌似客观、科学的面目蒙骗群众，混淆视听。事实充分说明，这5篇《调查报告》，完全是“法轮功”组织策划者预先设定的骗局。
让我们先看看这些“调查报告”是怎样“调查”出来的。
《法轮功健身功效北京万例调查报告》中反复宣称，其调查的“随意性”和“修炼者自愿参加”，调查方法“采取自愿原则，在200多个练功点上以到场练功者自己填表方式进行”。这样的调查显然不全面，具有明显的主观导向性。大凡从事过科学调查的人都知道，样本选取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每一个调查对象均有同等的机会被调查到。“法轮功”的调查者若是真正按照科学调查方法进行调查，那就应该将200多个练功点所有练功者随机编号，按随机原则进行抽样，从而产生抽样样本，而不是仅仅调查200多个练功点到场的练功者。这个万例调查既不是随机抽样，又不是整群抽样，不具有代表性，势必将一些身体欠佳、行动不便者排除在外，这样的调查资料谈不上科学性。如果说万例调查还摆摆调查的样子，那有关广东省“法轮功”修炼者身心变化的3篇调查报告干脆随心所欲，无中生有，行起欺骗之实。调查报告的撰写者从135份修炼者的“心得体会”中，选择了一些所谓有说服力的例子，整理出“百例典型病案”。更为荒唐的是，这135份的“心得体会”中，竟有6个练功点的“心得体会”分别用同一个笔迹写在同一种纸上，许多练功者只有姓名，却没有具体的工作单位和通讯地址。其中一份调查报告罗列了华南理工大学51例“身心变化实例”，结果有些“实例”的主人被该校明确告知查无此人。
至于调查报告的作者，有的人不知情或根本没有参加报告撰写，却被作为作者印上了调查报告。广东省高校、党政军系统部分“法轮功”修炼者身心变化实例这两篇调查报告赫然印着7名作者的名字，而第一、第二、第五署名人既没有参与报告的编辑，也不清楚报告资料的来源。其中一名作者说：“这两篇调查报告非我所编辑，但署上我的名字，我事先并不知道，也未得到通知或有人征求我的意见，等到小册子（即这两篇调查报告）印刷出来后我才知道有这回事。至于资料从何而来，我并不知道。”
任何调查报告都离不开调查内容的设计。这5篇调查报告的调查内容又是如何设计的呢？
这些调查报告煞有介事地用了多个项目指标，俨然像医学科技论文，事实上却难掩调查表设计粗糙、项目定义不清等许多漏洞，存在主观性、任意性等不符合医学科技工作规范的许多问题。
现代医学临床研究设计的原则必须同时具备随机、对照、重复、均衡4个条件。按照这个要求，调查某种治疗方法的临床效果，既应设治疗组，也应设对照组。也就是说，要调查“法轮功”对人体身心健康的影响，除对练“法轮功”者调查外，还应该让不练“法轮功”的人群与之相对照。而《广东省部分地区法轮功学员身心状况调查报告》在调查中，只对练“法轮功”的人调查，没有设对照组并进行调查，缺乏可比性。同时，调查练“法轮功”者练功前后身体状况变化的评价指标也不对应，练功前调查的是患病情况，以患几种疾病来登记；而练功后的调查却是疾病的改变状况，用治疗效果登记，这在数理统计上无法对比分析。
再有就是调查样本取舍不合理。“法轮功”组织策划者在北京对健身功效作万例调查时，其表格设计不合理，身心状况评价指标只有“痊愈”、“康复”、“好转”等正向指标，却无“恶化”、“死亡”等负向指标，这也是违背医学调查方法常规的。此外，调查项目的评价指标缺乏科学标准，调查患病情况，没有明确的健康界定和患病的具体程度；调查练功前后疾病改变状况，也没有提供具体的痊愈、康复、好转的客观标准或指导性说明；调查精神状况改变，没有专业人员指导，全由被调查者凭自我感觉回答……调查报告中像这样的问题不胜枚举。试想，通过这样调查得出的所谓“法轮功”功效结论，有什么科学判断价值呢？
如此调查方法，如此调查内容设计，要想得出真实的、可信的结论，无异于缘木求鱼。调查报告这样做，恰恰是“法轮功”组织策划者为给自己宣扬唯心主义和迷信邪说提供了肆意发挥的空间。《法轮功健身功效北京万例调查报告》洋洋洒洒列出一串调查“成果”，然后据此作出了荒诞的“评述”和“结论”，那就是一味地强调“修心”、“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用其“独特”调查方法得出的“祛病健身”效果，不外乎是要求修炼者“按照师傅的要求”，“只要遵照”这种“修炼”，“一些难治重症的患者”不求医问药就能“奇迹般地康复”，吹捧李洪志和“法轮功”的“深奥”不可知，从而企图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匍匐在“法轮大法”下，听任李洪志的摆布。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
